1 巴金第一次来到上海，住在临近码头的武昌路景林堂的“谈道宿舍”(教友宿舍)。

    1923年5月，当时他和三哥李尧林(右为巴金)离开成都，乘船辗转到达上海。甫抵码头坐上接客的马车，不料马车撞了人，因此随肇事马车一并被拉到巡捕房，结果罚掉大洋才了事。老人晚年提及青年时代的趣事，不禁失笑：“这大概就是老皇历说的‘出门不利’吧！”

    2 1925年8月，巴金第二次来上海先后住过马浪路(今马当路)和康悌路(今建国东路)。

    “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后来他在法国写《灭亡》初稿时把这些情节写了进去。他说：“我不能说《灭亡》中的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然而，“杜大心”这个人物却是孕育于马浪路的。

    1928年12月，巴金回国后再次来上海。“回到上海，我的好朋友索非告诉我，宝山路鸿兴里的‘世界语学会’的房子可以暂住。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的第一个栖身之处。”巴金在这段时期，担任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员工作及推广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世界语学会会址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

    1929年1月，巴金搬进宝山路宝光里14号。巴金在此居住期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家》，同时还写出了《雾》、《新生》(第一稿)等以及十几个短篇，其中不乏有影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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