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情缘 始于公交站偶然相逢
米拉的爱人叫杨宝禄，今年84岁高龄的杨大爷回忆起他和米拉的相识，脸上的满是幸福的微笑。
那时杨宝禄从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担任总工程师职务，工作比较繁忙。一天，杨宝禄在车站等5路车，车门开了，他刚要上车，却与手提大包小包正要下车的米拉撞在一起，东西撒了一地:“你这小伙子，倒是瞧着点儿啊！”杨宝禄赶紧道歉并弯下腰去帮米拉捡东西，这时杨宝禄忽然想起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怎么说得这么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呀？就边捡东西，边微笑着与她交谈起来。没想到聊得很投机，东西拾掇好了，俩人也成了朋友，互留了地址。
米拉也甜蜜地承认，当时自己在北京都住了三年了，杨宝禄是她第一个看上眼的男子汉。当晚米拉就去杨宝禄家拜访了他，俩人聊起了中国的历史、聊到了北京人的生活，即将告别北京的米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异国他乡遇到知己。
二十多天后，米拉登上了回国的航船，她的心里充满惆怅，而杨宝禄也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外国女孩儿。于是在公共汽车站埋下的爱情种子，借着一封封书信，横跨过碧波万顷的大洋，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两情相悦 抛弃偏见和家人反对
然而，米拉和杨宝禄的爱情遭到了米拉家人的强烈反对，所有亲戚都不理解她的决定。一位在荷兰拥有显赫声名的贵族小姐居然要跑到遥远的中国，嫁给一个家境贫寒的中国穷书生？在荷兰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米拉的大姐夫甚至断言：你若去中国，不出三个月，一定会回来！
而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杨宝禄的老母亲对儿子要娶个荷兰媳妇儿的念头也忧心忡忡。四年的光阴荏苒，四年的鸿雁传书，米拉和宝禄的爱情没有因为这诸多的艰辛而夭折，反而变得更加炽热真切，他们的恋情克服了种族国籍、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他们对彼此的执著和真诚终于得到了亲人们的祝福。1960年1月1日米拉再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她的爱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因为荷兰也有一个同中国一样的风俗，那就是姑娘出嫁后要冠夫家的姓氏，米拉就在音译的中文名字前加上了“杨”，变成了“杨米拉”，宝禄戏称“杨米拉”就是“杨把大米拉回家”。从此，在老北京们聚居的胡同里又多了这么一个荷兰裔媳妇儿。
小院情深 贵族小姐变北京媳妇
如果婚姻是米拉和宝禄恋爱的肯定，那么婚后的平凡琐碎的日子才是对俩人感情的真正考验。在荷兰，米拉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在中国，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百姓。
一次米拉要回国看望自己的大姐，在荷兰驻华使馆办签证时，工作人员可能因为忙于别的事情，让米拉等了很长时间。焦急的米拉请求见大使，工作人员看看眼前这个普通北京市民打扮的米拉，语气生硬地说:“你以为你是女王啊？大使可不是你说见就能见的。”一气之下，米拉挥笔写了自己的荷兰名字交了上去，不一会大使和参赞都出来了，签证手续也顺利办好了。米拉说，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家族在荷兰的地位和声望。然而，婚后的米拉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来适应北京的生活。
和许多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媳妇一样，米拉既要做个孝顺的儿媳妇，照顾好婆婆；又要做个贤惠的好妻子，照顾好宝禄；还得做个好妈妈，照顾好孩子们。米拉经常被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包围着:买菜、做饭、生炉子、打煤、储大白菜……日子长了，米拉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媳妇儿。
为了宝禄的事业，为了这个她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家，大学毕业的米拉直到孩子们都长大了，家里的负担小了，才找起工作来。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会说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和汉语的米拉一下子就找到了用武之地，她先后被清华、北大、北工大、二外等著名高校聘为外教，米拉教过多少学生连她自己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其中还有两个考上了联合国的翻译呢，至今全中国每年这个职位的名额也不过三四个，米拉能不感到自豪吗？
两位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屋里养着小猫、天井里种着蔬菜、院里养着花、书桌上摆着笔墨……
当记者好奇地问杨大爷，您和杨大妈感情这么好？难道就没起过急吵过嘴吗？杨大爷乐了，悠悠地说:“想吵都吵不起来，何况我们都没想过吵架呀！她善良坚强、乐观直爽、孝敬老人、疼爱孩子，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不容易啊！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与两位老人相识的老街坊们都不无感慨地说:“跨国婚姻能处成这样，这才叫幸福呢！”两位老人听了，低着头微微一笑，但那唇角边盈满的笑意分明写出了他们相濡以沫岁月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