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奉命从瓦窑堡开到三边地区，接替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守卫延安的北大门。军部驻定边。二五六团(团长徐国珍、政委李长伟)驻守盐池县。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二十九军番号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团长周仁杰、政委甘渭汉)。二五六团也相应改为二营，但编制并没有缩小。盐池的群众还一直把他们称“二团”。
当时，红军驻守三边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匪患和反摩擦斗争，巩固边区的稳定与安宁。
盐池县自从1936年解放后，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建立起各级地方政权。但是，严重的匪患却时时威胁着人民的安宁，人民深受其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宁三省边界土匪如麻。经常骚扰盐池的有（杨猴小子）杨耀峰、杨老二（杨子福）、高广仁、史老幺（史文华）、倪巴子、张廷芝、范玉山、谢子冒、马兆先等等。1937年盐池受着三种压力：一是北面内蒙古地主反动武装的骚扰。这股势力为害不太大。我军在苟池教训了他们一下，就收敛起来了；二是张廷芝土匪武装的骚扰。这是对盐池地区为害最严重的一股武装土匪。三是其他外来土匪的骚扰。范玉山部是绥远(今内蒙古)过来的武装土匪，十分凶残，装备也精良。每人备有三匹马，长短两件武器，连抢东西，带抢年轻妇女，见了小孩也抢。所过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三边人民深受其害。
1937年初，范玉山带领他的匪众，主动到定边来接受共产党整编。他本人进城和我们谈判，但他的部下却趁机背叛了他，另立了一个土匪头子谢子冒，自封为司令，带着人马跑回绥远去了。
范玉山的土匪，在新立的土匪司令谢子冒操纵下，变得更加疯狂。以后马鸿逵又对该部收编过一次，马鸿宾也收编过一次，但都受了土匪的骗，弄上些东西就跑了。1937年夏，这股土匪又从绥远经过苟池，越过长城，窜到盐池城西60多里的孙家楼。村里的老百姓闻讯都跑了。土匪就到山里搜索，把一些人从山洞里熏出来，男的抓回村给他们修工事，女的被残无人道地糟踏。红二团闻报，立即前往剿灭。时任边区保安司令员的高岗，带领三边保安司令部骑兵支队(共有5个骑兵连)，来到盐池，指挥剿匪。土匪很狡猾，马不卸鞍，人在炕上睡，马就在炕沿下喂，门也不关。听到情况，他们在院子里就上了马向外冲。我军赶到孙家楼，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土匪抱头鼠窜。我军进村以后，只见遍地狼藉，满目疮痍，情景惨不忍睹。土匪逃离了孙家楼，又窜到了盐池县城东面的滥泥池抢掠。我军跟踪追击，敌人又仓惶逃窜。进村后，见土匪把老百姓的耕牛有的给活活卸掉一条腿。还有的活羊也被卸掉一条腿。老百姓的米缸面柜里，不是给撒上马粪，就是人屎人尿，弄得不成样子，真是可恶之极!滥泥池一打，土匪又跑回绥远去了。第三次，这股土匪于9月份又窜到了盐池城西的官滩。这次，高岗带的是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直属骑兵一团(团长孔令甫)。二团和骑兵团两支部队汇合后，连夜出击，趁夜接近官滩村子，敌人吃饭、咳嗽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高岗向徐国珍布置任务说，只要你们步兵把土匪能赶出村庄，就由骑兵来解决。其实，高岗对这股土匪的特点还不太了解。拂晓时，二团首先发起攻击。土匪听到了枪声，一齐向村外冲了出来。我骑兵团的一个排受到重大损失，高岗也差点被土匪抓住。徐国珍一看情况不好，马上指挥一个连抢先占领高地，上去12挺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一下子把敌打散了。我骑兵团趁势追杀。战士们很勇敢，可就是我军的马根本追不上土匪的马。敌人向西逃窜，把抢到的几十名妇女、小孩，还有一些成为累赘的马匹，都丢在官滩以西的沙窝里，被我军救了回来。追过大水坑，土匪向西进了马管区。官滩一仗，打死了土匪数十人，土匪司令的老婆和一个最顽固的连长也被击毙，使其元气大伤。据分析，土匪虽跑向西边去了，但很快就会从原路返回来，因为西边马鸿逵、马鸿宾也是要收拾他们的。于是，我军想了个办法，控制水源、草源。山区水源较缺，我军在有水井的地方派一个班甚至一个排把守，把一些有饲草的地方也控制起来。军部把驻定边的二五七团也调过来协助。过了几天，土匪果然由原路返了回来。我军部队立即轮番追击。这一部分把他追了过去，那一部分又把他追了过来，叫他日夜不得停息。土匪的马饮不上水，又吃不上草，几天就被追垮了。越追土匪人越少，到了砖井与定边中间地带，已只剩下三五十人马。这时中央来了电报，要我军不用追了，就给邓宝珊“送个礼”吧。这股残匪走投无路，最后投到邓宝珊那儿去了。而邓也不敢久留他们，便将这些人送上抗日前线，不久被日本兵全部消灭了。
肃清了匪患，盐池人民安居乐业了，群众对我军感激不尽。军民关系比鱼水还亲。我军冬天去打柴，或春季挖甘草，老乡们就把车赶上，去帮我们拉。我军无论走到哪个村庄，老百姓都自动把房屋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逢年过节，老乡们就把好吃的东西给部队送来，每个连队他们都熟悉，都要送到，你不收，他们不走，实在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