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老在接受记者采访（贺璐璐/摄）

    1962年的一个冬日清晨，寂寥的银川街道上传来了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刚从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不久的钟侃和同事李俊德各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准备前往水洞沟。迎着寒风，他们的脸冻得通红，连呼吸都觉得有些麻木，就这样一路骑行在颠簸的土路上，壮着胆推车过了封冻的黄河。当明代的边墙渐渐出现在视线中时，他们有些激动，他们知道，著名的水洞沟遗址不远了。在距离当时20多年前德日进等人挖掘遗留下来的大坑前，抚摸着遭风雨剥蚀而显得凸凹不平的竖壁，那些石片和破碎的动物化石令年轻的钟侃心绪难平。

    这一次触摸，是钟侃第一次亲手触及宁夏的历史，此后40多年中，他的足迹遍及宁夏各地，宁夏所有的重大考古发掘工作都有他的参与和主持。或许，只有那些厚厚的封土和千百年的遗存，才记得这个一辈子在“刨土”的人，它们见证了一个人的老去和他的付出。

　　三进水洞沟

    钟侃出生在江西省最南端的定南县，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9月份分配到宁夏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1963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决定发掘水洞沟遗址，由钟侃陪同先期前来的李炎贤去灵武安排有关事宜。准备就绪后，由国际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率领一批年轻科研人员组成的发掘队来到了横山堡，宁夏博物馆安排钟侃、李俊德等协同发掘。第一次考古发掘就参加这么高规格的团队，这让钟侃欣喜若狂，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跟在大师后面认真学习。更让他惊喜的事还在后面。此次发掘选择在1923年德日进等人发掘的原址，只是稍有扩大。当发掘到距地表深约6米的沙砾层时，竟然在不同的部位发现了两件经过人工磨制的石斧，参加发掘的人员都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无论是按照德日进曾经公布的研究成果还是学术界的共同看法，都认为水洞沟遗址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现在，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磨光石斧却出现在沙砾层中，德日进的研究结果和以往学术界的定论无疑是不全面的，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钟老说，第一次发掘给他留下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发现了什么，而是从裴文中先生身上学到了弥足珍贵的品性，这种品性就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平常心。在此后漫长的考古生涯中，裴先生的话一直萦绕在钟侃耳边：干考古学，就要安心清贫，忠心耿耿，埋头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到宁夏的第20个年头，也就是1980年夏，42岁的钟侃再度来到水洞沟遗址，这一次，他是作为发掘队的领队主持对遗址的发掘。

    刚近中年的钟侃那时有使不完的劲，和队友们每天就像上足了的发条，一大早上背上水和干粮就赶到现场。到中午时，随便找一处崖壁的阴凉处，喝点凉水吃点干粮继续上工地。晚上，回到10里外的宿营处，顾不上休息，大家又在煤油灯下整理、登记当天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发掘记录。这次发掘是由宁夏考古工作者和地质工作者首次独立完成的对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测定出了水洞沟上下层不同时代遗存的年代；第一次确定了3万多年前水洞沟地区的植物种类；进一步证明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孕育着磨制工具的雏形。